请回答，Covid-19

苦难使人睁开眼睛，找寻真理的永恒之光。

阿尔贝·加缪

Covid-19 已经延续到了 22，每个人都烦透了它。这场疫情给这个时代带来了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，用那句俗套的话来说，时代的一粒灰尘，落到个体上，就是一座山。我相信每个人都被 Covid-19 或多或少地影响甚至重塑了自己的生活状态，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故事或者说事故在此期间发生。我们甚至已经慢慢习惯，风声鹤唳地与疫情共处着。

可是，这场疫情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？

正如比尔盖茨最近公开表示的，预测疫情结束时间是愚蠢的，因为未来显然是不可预测的。举个例子，在1999年末，全世界CS从业者都在焦虑着“千年虫”病毒是否会爆发，但2000年元旦早晨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。由此可见，这世界最聪明的大脑，都没办法在专业范围内预测第二天早晨发生的事情。

但世界是有迹可循的，看看过去发生的事儿，或许对未来能有更好的认识。《老残游记》中，有一回写道老残向“庄稼老”问路，“庄稼老”的回答颇具些哲学韵味：“眼前路，都是从过去的路生出来的；你走两步，回头看看，一定不会错了。”

Covid-19 当然不是人类遇到的第一场大瘟疫，事实上疫情从未离开过人类。看看过去发生的事情，或许能够厘清某些规律。我们虽自视为“灵长目”动物，意为万物之灵长，但我们似乎并不能主宰世界。那些被微小病毒杀害的人类，远比人类自身相杀造成的伤亡多。在历史上，一场又一场的瘟疫，啪啪地打着我们的脸，教着我们如何做“人”。它们一次次地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，只有心怀敬畏，防微杜渐，才能远离灾难。

中世纪的欧洲处于黑暗之中，人们被宗教牢牢地禁锢着。当时的街道贫瘠而肮脏，饮用水质量低，卫生条件糟糕，人们还没有洗澡的习惯，这正是传染病的温床。黑死病，英文名为“Black Death”（听着就很绝望的名字），其实就是我们熟知“鼠疫”，在14世纪40年代的欧洲传播开来。这场大瘟疫在1347年至1353年间杀死了2500万人，带走了当时欧洲三分之一的生命。人们原本以为是肮脏的空气传播了疾病，因此产生了鸟嘴医生这样无用且吓人的装扮，至今让人看了都脊背发凉。实际上，黑死病是通过人们接触染病的鼠类，或被携带病菌的跳蚤叮咬来传播的。临床主要表现为高热、淋巴结肿痛、肺部炎症等。它的传染性强，病死率高，给人们带来了沉重的的黑暗。可德国有句谚语讲到，“暗透了，更能看得见星光”。当时的人很难想到，如此令人绝望的黑死病，却开启了人类社会的一道曙光。欧洲的人们发现笃信的宗教并不能拯救人类，上帝好像聋了，听不见人间的疾苦。天主教会的专制与权威从此被打破，人们开始寻求科学技术的发展。也正是从那时开始，文艺复兴的幕布缓缓揭开，欧洲逐步走向光明。

实际上，中世纪黑死病只是鼠疫在历史上的多轮疫情之一，中国又何曾逃脱过它的魔爪。1910年9月，大批华工被俄国人雇佣到俄国境内去捕捉旱獭，也就是我们熟悉的“土拨鼠”。土拨鼠经济价值挺高的，肉可被食用，毛皮也很畅销。可华工很快发现有些蹊跷的事儿，有一些土拨鼠碰到猎人不会逃跑，只要一棒子上去就能轻松到手。这些土拨鼠眼睛里有乳白色物体，会被同类抛弃。猎人们倒是不介意，照样剥皮吃肉。实际上，这些土拨鼠就是感染了鼠疫，而鼠疫也很快传染到华工身上。俄国人发现华工染上了传染病，便粗暴地将华工遣散会清朝境内，鼠疫便被带到了满洲里。大疫很快在东北大地散播开来，一时间棺材脱销，尸横遍野，这才引起政府重视。好在这时候出现了一个31岁的年轻人，名叫伍连德，被任命为“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”。伍连德毕业于剑桥大学，受过系统的医学训练，他很快判断出这是一种新的肺鼠疫，与黑死病不同的是，肺鼠疫可通过飞沫传播。伍连德随后断然采取一系列措施，包括采用西医治疗、号召人们佩戴“伍氏口罩”、禁止走亲访友、提倡分餐制、保持信息透明、强制进行尸体火化等。通过这些手段，疫情得到了控制，并终于在五个月后消失。只是这场鼠疫给东北地区带来的创伤也极其惨烈，1910年10月至1911年4月，这场鼠疫夺走了东三省近6万人的生命。但以当时的卫生条件和政府财力，能够在5个月内控制住疫情已然是奇迹。这个疫情对中国影响也很深远，民众初步普及了现代卫生知识，这是第一次中国人开始佩戴口罩，国家也借此契机初步建立了防疫制度。腐朽的类似于“跳大绳”这样的巫术，终被人们抛弃。伍连德作为中国防疫先驱，1935年也获得了诺贝尔奖提名，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丰碑。

中国这场疫情后没多久，又一轮传染病在 9000 公里外的欧洲再次卷土重来，这一回的主角不再是鼠疫，而是 1918 大流感。这场大流感还有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，叫“西班牙大流感”。但后面我们知道西班牙纯属背锅侠，这场疫情的起源和西班牙没什么关系。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欧洲如火如荼地进行着，不管是同盟国还是协约国，都隐藏了兵营内部瘟疫肆虐的事实。而西班牙在一战中是中立国，也是流感的重灾区。当时的西班牙没有实施新闻管制，媒体大肆报道了流感的肆虐。结果这场流感就被污名化成人们口耳相传的“西班牙大流感”。其实这样的故事如今在 Covid-19 中仍然在发生，最近正肆虐的 Omicron 株，刚开始是非洲南部报出的。而非洲南部只有南非这一个国家有着先进的基因测序能力，所以南非首先向 WHO 报道了 Omicron 株。但也正因为此，南非吃了全球的闭门羹，多个国家随即禁止从非洲南部起飞的航班。在传染病防疫过程中，对“吹哨人”的错误对待，只会让世界陷入各家闷声自扫门前雪的恶性循环。而100年前的那场大流感的起源，至今很难说清楚，主流学说认为是从美国堪萨斯州的兵营中首先传出，但也有人又把这顶帽子扣到了远渡重洋的华工身上，这说法显然经不起推敲。任何一场疫情面前，全人类是命运共同体，无端地指责没有任何作用。看过电影《1917》的朋友一定能感受到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程度。索姆河战役以130万人的阵亡换来了战线 4～8 公里的移动。历时四年的一战，一共造成1000万人的死亡。而相比之下，就在1918年，大流感只用了半年，就带走了 2000 万人的生命。人类在拉枯摧朽般的病毒面前，根本就不堪一击。大流感直接促使了一战的停战 —— 大家都耗不起了。这场大流感历时3年，总共感染了约10亿人，而当时的全球总人口不过17亿。神奇的是，1920年的春天，这场疫情奇妙地消失了。病毒似乎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直到1933年，科学家才第一次分离出这种病毒，将其命名为 H1N1。

法国作家（或者说是哲学家）加缪写的《鼠疫》，虽然这是一部虚构小说，但作者称其是一部“纪事体小说”，采用“历史学家的笔法” 描写了阿尔及利亚小城奥兰在鼠疫肆虐的背景下的人间百态。书中的两个人物，医生里厄和神父帕纳卢。他们本无交集，有着南辕北辙的信仰，一个信奉医学，一个信奉神学。而他们在乱世中却为拯救他人的工作走到了一起，并肩与死亡和疼痛做斗争。在书中，神父认为：“我们应该热爱我们不理解的东西”；而医生则答道：“对于爱，我另有看法，我誓死也不会热爱这个让孩子受折磨的世界”。但最后，医生握住神父的手说道：“现在，就连上帝也不可能将我们分开。”面对疫情，我们不就该这样超越信仰地通力合作么？这不就是这人类史上一场又一场瘟疫教会我们的事儿嘛？

加缪曾说，“苦难让人睁开眼睛”。 人类在苦难中成长，在苦难后涅槃。中世纪的鼠疫开启了文艺复兴的曙光，清末的“肺鼠疫”让中国第一次拥抱现代的卫生系统与防疫手段，1918大流感直接迫使人类结束了一战。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但愿 Covid-19 会像 1918 大流感一样，在下一个春天神奇地结束，也希望人类以此为契机，开启文明的下一段篇章。